病人权利研讨会上的特殊“病人”

   12月14日，我应“病人权利项目”组邀请，参加了“病人权利研讨会”。

   与会人员，除了主办方和律师都是患者。其中有两个“患者”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一个是河南的江女士，另一个是广东的邹女士。

   江女士被担任法官的丈夫暴力虐待后，多次向上级法院领导反映，在得不到处理情况下，就经常去上访。她的上访，令有关部门非常“头痛”。

   为此，当地市委办公室针对她上访行为下了一个文件，认为在“必要的时候可以给她做精神病鉴定”。在他们的眼中，她不断上访行为属于精神病态，如鉴定是精神病人就可送去强行治疗，也就可防止她再去上访了。

   接到市委办公室文件后，江女士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强行送她去做了精神病鉴定。鉴定结论为“偏执型精神病”。江女士被迫进入精神病医院接受强治治疗。

   江女士“病愈”出院后，找媒体曝光自己的不幸遭遇，还起诉了主管单位和精神病医院。官司历经艰辛，最后算是胜了，法院判令被告赔礼道谦，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万元。

   江女士说，精神抚慰金至今没有得到执行，那份赔礼道歉声明，由于刊登在报纸广告版的角落里，自己一直没有看到，法院也没有给她刊登道歉声明书的报纸。事后，经过多次投诉，他们才给了一份报纸。

   与河南江女士不同的是，广东邹女士则是因家庭财产纠纷，被自己的兄长和母亲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。邹女士离婚后，一直独居且有几十万财产。按她所说，自己的亲人为了侵吞财产，就以她有精神病为由，花钱买通了精神病医院的医师，给做了精神病鉴定，鉴定有精神病后，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治疗。她说，自己在精神病院接受了几个多的治疗才出院。后来想起诉精神病医院和自己亲人，可经过多方面权衡，还是暂时放弃了。

   听了她们的诉说，我对这两个案例进行了点评。

我说，江女士与邹女士的遭遇，其实与病人权利保护无关。因为你们不是病人，让没有精神病的人接受药物治疗，这种行为侵犯了人格尊严权，也侵犯了身体健康权。

   江女士可以起诉主管部门，还可以起诉精神病院，将他们作为共同被告，要求他们赔礼道歉，赔偿被强行治疗期间的误工费损失，赔偿精神损失费。邹女士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起诉家人和精神病医院，提出相同的赔偿。

   江女士问我，文件是由市委办公室下发的，能不能起诉该党委部门？我解释说，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，你无法提起诉讼状告他们。理由是，这是党委部门，不是行政机关，你不能提起行政诉讼。再者，这份文件是说“在必要的时候给你做精神病鉴定”，这是一个指导性意见，决定权在主管部门。将你送去做精神病鉴定的也是主管部门，具体侵权行为是主管部门实施，而不是市委办公室。你当年提起民事诉讼时，没有将市委办公室列为共同被告，在这场民事官司了结后，再就此事提起诉讼，有违“一事不二理”规定。

   江女士告诉我，当年起诉时将他们列为共同被告了，但法院不同意。我说，从法律上来看，可以将他们列为共同被告，但法院会考虑各种因素，最终结果还是判具体侵权的主管部门承担责任。

   江女士说，这份文件是后来才知道的，自己很气愤，一直在想办法要告市委办公室。我说，目前的唯一办好，只能是向上级党委部门投诉了。

   江女士和邹女士的遭遇，令人心酸和同情。这种践踏人权行为，更使人感到气愤。

   将上访人员送去做精神病鉴定，这种侵犯人权的事，我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了。为了阻止他人的上访，使用这种卑鄙手段，那还有法律与人权可言了？

   被亲人送去做精神病鉴定，北京曾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为此还打了官司。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，这真是“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”呀！

   在这两场悲剧中，精神病医院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角色，成了害人者的帮凶。精神病鉴定有一整套严格程序，但是在行政权力干涉下，在金钱诱惑下，就违反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定，胡乱做鉴定，将好人鉴定为病人，他们除了要受到道德谴责外，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后果严重则应追究刑事责任。

 （作者：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）